心理學有效嗎?

當我和其他基督徒談到心理學問題的時候，他們常回答說﹕「幫助了很多人嘛，何必挑剔？」，但是心理學或心理治療的效用正是它現在大受抨擊的原因。請聽這些專家的意見﹕

埃利斯（Hans Eysneck）是個有經驗的治療家，對心理治療各方面有縱貫的了解，他主張﹕「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和心理分析治療，和很多人所謂人本理論都是癈話..........我漸漸發現在我們的社會中，很多我們稱為情緒的困擾只是發牢騷，人們對挫折不能忍受，反而以為在這自由的社會中，所有的事物----包括工作上的勝任，愛情和性生活----都得來容易，人們不是願意去得到，卻是覺得需要，而且必須擁有。當得不到的時候，就變得心神不安，他們尋求人生的保證，這是致命傷----焦慮的基因..........每一百個來到治療的人中，我看有九十五個覺得自己不滿足，是因為他們那歪扭了的思想，當他們不能達到他們的信念，他們就發牢騷。」[i]

心理學家埃利斯一九五二年著名的研究顯示雖然嚴重的精神病康復亦和病人所接受的心理治療無關。在一九七九，埃利斯說，「我二十五年前所講的話仍然是對的，」在一九八零年，他去信《美國心理學家》（American Psychologist）用更多的研究支持他當初的發現，而且「大力的支持他的立場。」[ii]

美國心理學協會，社會和倫理責任小組組員斯克里文（Michael Scriven）驚嘆這種缺乏功效的含義和「在道德上怎樣為心理治療辯護，基於研究的結果，如果是藥物的話，連『藥品食物管理處』（FDA）也會禁止它的出售。」[iii]

心理醫學教授克萊因（Donald Klein）在美國議院健康小組前作證，說道，「我相信，目前，心理治療效用的科學證據不足夠獲得大眾的支持。」[iv]

一九九三年《時代雜誌》用頭條新聞講及一個題目，「佛洛伊德已死？」雜誌引用最近的研究並下了一個結論，「要把帳算得清楚，心理分析及其支流可能不比骨相學（Phrenology用人頭上的輪廓來診斷疾病）或催眠術（Mesmerism）更可靠。」[v]

心理醫生伍德又引用南伊利洛州大學，進行了最少四十二個不同的研究比較職業人士和門外漢，它的結論是，「非正式專業人士的臨床成積相當於或明顯的超過專業人士..........再者，心理健康教育、訓練和經驗不見得是有效地去幫助別人的必需條件。」[vi]

門外漢可以和職業人士有一樣的成積，這事實指出心理治療沒有必須，在引用研究來證明，未經心理治療訓練的人，可以和曾受訓練的人一樣，幫助受輔導者，之後評論道，「試想外科手術也是同樣情形，如果一個著名大學的比較性研究顯示演員和腦外科醫生一樣擅長於腦部的外科手術。」[vii]

伍德爭論說，「除了心理學的極端份子，所有人都已經完全同意一個結論，各種心理治療方法，其效果（並不是費用）都相同。每種心理治療都和其他所有的一樣成積不佳。」[viii]

心理學家柯林斯（Gary Collins）評論，「他所講關於治療的價值是對的，近來三十年，幾千個研究對這基礎觀察，其結果----正如職業性的刊物和百科全書所報告的..........很少證據證明職業人士比沒有接受過正式訓練的人，在對任何病人或問題上獲得更好的成積----換言之，一般人應該能從他的親屬、朋友或其他人得到同樣的幫助，包括牧師。」[ix]

如果再要火上加油，心理學測驗本身並不準確，科爾曼（Lee Coleman）在《謬誤掌權》（The Reign of Error）書中，尖刻的起訴，正如流行的明尼穌達多向性格測量表（MMPI）心理測驗是又偏見又沒有意義。科爾曼相信這些測驗是「假科學」因為「設計者對測驗反應的分析是按照他的個人觀點而非經驗結果，所以病人因反應所取得的分數也是主觀見解。」[x]

附帶提一件相當有趣的事，不同種族的人用不同的心理治療。《手冊》指出「我們對少數種族（ethnic minority）的研究不多」，又承認「很多研究員和從業者相信心理治療對少數種族沒有用。」[xi]少數種族應該對心理治療的效用有一個大的問號，再加上一個感嘆號。[1]

上邊已經講到，心理學的效用正是它現在大受抨擊的原因之一。但是基督徒心理學家卻常常提出一些成功的例子（當然，失敗的例子沒有人會公開），怎樣解釋呢？

請看看下面專家們的意見﹕Carl Rogers說﹕「一個親密的人際關係，遠勝於任何受過高深教育的醫生。」[xii]

《家庭會傷人》一書說﹕「馬丁.卜伯（Martin Buber猶太存在主義者）研究了各種治療學派後下了一個結論﹕真正使病人能夠痊愈的，不是治療理論或特定的技巧，而是治療者和當事人間的關係……治療者建立良好關係即是使人康復的因素；事實上和任何人的良好關係都具有療效。」[xiii]

Doreen Virtue是心理治療博士，也曾經是心理醫學部門的主任，親身體會過各種心理治療技術，譬如electro-shock治療，藥品，傳統心理分析，Carl Jung派的，佛洛伊德派等等，但是她說，如果病人有任何感情上的障礙，自己不願意解除，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如果一個人決定要不快樂，沒有治療法可以幫助他。[xiv]

董建林教授說﹕「基督徒患心理障礙找誰呢？主教牧師還是精神醫生呢？」[xv]問得好。美國名心理學家Scott Peck坦白說﹕「治療者的能力和他的證書沒有關係。愛心、膽量、和智慧不是專科學位所可以保證的……心理醫生不一定比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或者牧師更好，甚至不如他們。的確，我所見過的兩個最好的治療員是大學還未有畢業的。」[xvi]

換言之，再多學習心理學，不見得有用，因為輔導成功，不在於心理學理論。

《心理治療和行為改變手冊》（下面簡稱《手冊》）被稱為心理治療效用研究的「聖經」。這書絕不是完全不懂心理學的人虛構的。

這《手冊》的最新版本報告現在對不同門派心理治療的效用研究﹕

……現在很多大型的比較研究開始大量使用「共同分析」方法[一個統計程序]，而這些研究報告通常有相同的結論（就是說，不同的治療辦法，效用無大差別）。[xvii]

《手冊》的「總結」有一個論點，說明這個「效用相當現象」﹕

雖然有少許的例外，我們遲一點再談，卻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心理治療技術本身沒有特效；然而，一般人卻非常拒抗這個發現，不願意接受它。[xviii]（粗體字是加上去的）

這個「效用相當」的結論引起研究員查找所有治療法的共同點，因為沒有治療辦法特別優勝。這樣的查找揭露了一些有關心理治療的事實，非常有趣，卻對心理治療不利。

《手冊》然後提出三個可能的原因。研究的文獻也屢次作如下的解釋﹕

不同的治療包含一些共同因素，治療成功是因為這些因素，卻不是學派的中心理論﹕[xix]

《手冊》說得非常清楚，當事人的特點對治療的果效有最大的影響。《手冊》的「總結」這樣說﹕

……當事人比治療者更能產生改變。如果當事人沒有吸收、利用、和跟進治療者給予的幫助，那麼是沒有用的，與其爭論「治療是否有效」，我們應該問，「當事人是否有效」！[xx]

不管這些當事人是接受那一種治療或者那一位治療員，如果當事人自動自發想要改變，效用當然比那些不願意改變的當事人來得高。

除了當事人對治療過程的影響，當他接受治療的時候，還有一些因素影響他。有很多因素影響當事人，但是與治療方法和治療者幾乎沒有關係，這樣的因素中有四個，用術語來講的話，它們是﹕自動復原（regression effect）、效用幻覺（illusion of efficacy）、寬心藥（placebo effect）、和引起期望（expectancy arousal）。

心理治療的三個因素是當事人、輔導員、和對話，其中第二重要的是輔導員。研究員留意到，輔導員的人際關係品質，遠比他的訓練和技術重要。研究精神醫生唐理報告說﹕

報告顯示治療員的某些人際關係品質——敏銳的同理心、不帶支配感的和譪、和真誠——非常重要，可以決定心理治療是否有效。

和鐵士（Joseph Wortis）博士澄清這一點，他說，「到底心理治療是否有好處這件事，可以簡化為﹕談話是否有好處」，他繼續說，「不必研究，談話是有好處的，顯而易見。」[xxi]

如果這就是輔導成功的原因，為什麼不光用聖經來輔導？為什麼不單單依靠聖靈，多多禱告？

一位心理學研究生在《校園》發表了一篇桿衛心理學的文章，[2]在他調查了上邊《心理治療和行為改變手冊》的研究之後，在某程度上，他也同意，但是他仍然說﹕「筆者並非高舉心理治療的有效性，實際上，這個問題比較想像中來得複雜……心理學應當謹慎評估心理治療的成效……」[xxii]顯然，黃君亦不能提出反駁證據，證明心理治療有效。

倫敦心理醫學院（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史適柏（Michael Sheperd）對有關心理治療效能的研究作個總論﹕「已經有很多的研究在進行之中，雖然並不完全，但已經清楚看見﹕1」最低限度心理治療的益處甚少；2）不同的治療法的效用並無明顯的不同；3）心理治療的運用可能有害。」[xxiii]

圖雷克斯和卡庫（Cark huff）曾作令人震驚的宣稱﹕「現在有證據顯示，平均來說，心理治療害處等於其益處，接受治療與否實際上一樣。」[xxiv]按照博比根夫婦，斯圖爾德（Richard B. Stewart）的書《把戲或治療﹕心理治療的失敗》，其中充滿研究和觀察，顯示「現在心理治療手續常常損害本來該受幫助的病人。」[xxv]

伍德絕對稱得上是權威，也明確地說﹕「亳無疑問，心理治療已經被證實是有不良副作用，我覺得是非常低估了，因為到處都能找到心理治療，所以這個不明朗的地方極需要向大眾明朗化。」[xxvi]

治療心理上被抑制的記憶，是個正在萌芽增長中的現象，這種「治療」為成千以上的家庭帶來極深的無法調解的破壞，因為它錯誤地為人斷定童年時受到的虐待（性方面的或其他方面的），甚至用催眠術、鬆馳技術、引導影像法去尋找據稱曾發生過的撒但教的虐待等等。

最危險的是，這些心理學，在不同情度上，代替了基督教，而大多數人都沒有留意到，很多時候，甚至在教會內部，治療的影響大到一個地步，我們的品格和人際關係都不再是基督教的，而是家庭體系的（family-systemic）或者是容格的，我們的愛心是羅傑斯的同情，我們的剛強是埃利斯的理論情緒治療法所改進的斯多亞派哲學（Stoicism），我們的寬恕是因為治療者告訴我們有權利不再去憎恨。簡單地說，我們學到的詞彙或所跟從的規章都是為了治療我們的心靈，而非基督教的。[xxvii]

《心理學偏離真道》出版後，我仍然看見世俗人士評論心理治療有害！《Newsweek》最近有一篇社評，引用其他人的研究指出﹕「很多接受『心理疏泄治療』（stress debriefing）的人，結果比較其他自行處理問題的人，產生更嚴重的『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癥狀』（PTSD）。……一份2000年的研究指出，那些失去親人的人中，有十分之四，如果不接受『悲傷輔導』（grief counseling），比接受的人，更容易從抑鬱和憂慮中自行復元。……有一件關於心理治療的事，值得我們注意，很少人知道，『僅僅談話』可能對他們的精神健康有害。」[xxviii]

我無法不引用名基督徒心理學家杜布森（James Dobson）的話作為結束﹕「父母……向小兒科大夫、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教育家尋求解答。結果自一九二零年代起，西方國家有越來越多的孩童是依照專家指示教養長大的，美國民眾更是仰賴兒童心理學家及家庭醫師的專業指導。現在我們必須問﹕『這些專家究竟帶來什麼影響？』也許有人期待，美國孩童的心理健康狀況應該遠超過未蒙新科技之利的其他國家，但實際情況卻不是如此。所謂『西方先進國家』的青少年犯罪率、濫用毒藥、酗酒、未婚懷孕、心理疾病、自殺率日益增[加，]成積真可謂一塌糊塗！當然這不能全部怪罪於『專家』們勸導有誤，但我認為他們仍得為這個問題負起相當大的責任。」[xxix]

[1] 譯者按﹕美國社會將很多非白種人歸類為ethnic minority，中國人被算在內。中國基督徒應該額外留意這樣的研究，心理學不但不合聖經，沒有科學證據支持，而且和中國文化背道而馳，根本不適合中國人。可惜，現在有很多中國基督徒往歐美跑，學習西方心理治療，他們可能因為欣賞西方人士作風，所以以為將聖經和西方的心理學融合，會比聖經更有效，實在諷刺。 [2] 黃君還有其他桿衛心理學的論點，例如心理學是科學、是普通啟示，這些論點都在「科學？真理？上帝啟示？」文解答了，而且我觀察到一點，似乎在每一個爭論中，黃君都表示「這個很難說」。

[i] Cited in Martin L. Gross, The Psychological Society :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sychiatry, Psychotherap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sychological Revolution (NY: Random House, 1978), pp. 316-317.[ii] In Deidre Bobgan, Psychoheresy: The Psychological Seduction of Christianity (Santa Barbara, CA: EastGate, 1987), pp. 164-165.[iii] Quoted in Allen Bergin, “Psychotherapy Can Be Dangerous,” in Psychology Today, Nov. 1975, p. 96, from Martin and Deidre Bobgan, The Psychological Way, p.25.[iv] Donald Klein in “Proposals to Expand Coverage of Mental Health under Medicare-Medicaid”: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Health of the Subcommittee on Finance, 5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Aug. 18, 1978, p. 45, from Martin and Deidre Bobgan, Psychoheresy, p. 166.[v] Paul Grey, “The Assault on Freud,” in Time, Nov. 29, 1993, pp. 47,51.[vi] Garth Wood, The Myth of Neurosis : Overcoming the Illness Excuse (NY: Harper & Row, 1986), p. 286.[vii] Ibid., p. 288.[viii] Ibid.[ix] Bernie Zilbergeld, “Myths of Counseling,” in Leadership/84, Winter Quarter, “Response” Section, pp.93-94.[x] In Ed Bulkley, Why Christians Can’t Trust Psychology (Eugene, OR: Harvest House, 1993), p. 218.[xi] Stanley Sue, Nolan Zane, and Kathleen Young, “Research on Psychotherapy with Culturally Diverse Populations” in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Fourth Edition, op. cit., pp. 809-801.[xii] Richard Evans, Carl Rogers: The Man and His Ideas (New York: E.P. Dutton & Co., Inc., 1975), p. 98-99.[xiii] 約翰.布雷蕭著，鄭玉英、趙家玉譯，家庭會傷人（台北﹕張老師文化，民82年），p.279。[xiv] Doreen Virtue, Angel Therapy (Carlsbad, CA: Hay House, 1997), p. 214.[xv] 董建林，「浅析《圣经》辅导、教牧辅导与心理咨询的关系」（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1348）[xvi] M. Scott Peck, The Road Less Traveled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 1978), p. 314.[xvii] Michael J. Lambert and Allen E. Bergin,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therapy” in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Fourth Edition, Allen E. Bergin and Sol L. Garfield, ed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4), op. cit., p. 156.[xviii] Ibid., p. 822.[xix] Ibid., p. 161.[xx] Bergin and Garfield, “Overview, Trends, and Future Issues,” op. cit., p. 825.[xxi] Joseph Wortis, “General Discussion” i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op. cit., p. 394.[xxii] 黃柏僩，「這不是心理學」，《校園》，2006 / 5、6月，頁55-56。[xxiii] Michael Sheperd, “Psychotherapy Outcome Research and Parlof’s Pony,” in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June 1983, p. 301, from Martin and Deidre Bobgan, Psychoheresy, p. 167.[xxiv] Cited in Gross, p. 40, emphasis added[xxv] In Martin and Deidre Bobgan, Psychoheresy, p. 172.[xxvi] Wood, p. 282.[xxvii] Robert C. Roberts, “Psychobable,” in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6, 1994, pp. 19,22.[xxviii] Sharon Begley, “Get Shrunk at Your Own Risk,” Newsweek, June 18, 2007, p. 49.[xxix]杜布森，「從傳統智慧汲取寶藏」，愛家雜誌，第六卷，第五期，2001/5，p.8-9。